来源： 新闻记者   原创 马超

健康议题的不确定性不仅容易引发公众的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还会导致不必要的过度反应。这种不确定性感知在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中格外明显。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认识论立场出发，搭建了一个由媒体关注、风险感知、情绪反应组成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并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高校学生的线上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媒介关注可以直接强化公众感知疫情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感知在媒介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担忧情绪正向调节了媒介关注与风险感知、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关系。同时，风险感知中介了媒介关注与担忧情绪交互效应对个体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

01
引言与研究背景

医学不确定性是指“个体无法对健康事件形成连贯的认知图式”（Tackett et al.， 2016），“由于健康后果的不可预知性而导致个人难以理解疾病相关事件的意义”（Mishel， 1984），比如疾病的临床症状是模糊的，或者尚未明晰治疗方案等（Bailey & Nielsen，1993）。Mishel（1981）曾总结出健康议题不确定性的四个特点：疾病状况的模糊认知、治疗手段的复杂性、诊疗知识的匮乏和病程的不可预测性。换言之，不确定性可能贯穿于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等各个阶段（Mishel， 1988）。许多实证研究也发现，不确定性广泛地存在于各个医疗环节和各个主体之中（Renée， 1980）。譬如一项来自216个医患互动视频的分析发现，在71%的医患沟通中，医生都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Geoffrey et al.， 2000）。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在各类健康议题的医患沟通过程中，普通民众比医护人员感知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Tai-Seale et al.， 2012）。

需要说明的是，“医学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概括性术语（umbrella term），泛指与健康议题有关的一切形式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感知是指个体感到难以对健康相关事件的发生概率或未来走向进行判断（Salyer， 1996）。从既有的经验材料来看，过往学术视域中关于健康议题不确定性感知的研究总是围绕慢性病展开的。来自医学社会学的研究者调查了精神疾病、心脏病、艾滋病、癌症等患者对疾病不确定性的理解和感知问题（Brashers et al.，1998；Mast， 1998；Baier， 1995），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传染病疫情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少数学者已经意识到，相对于病程较长的慢性病而言，突发急病给人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更强烈（Mishel， 1990）。这是由于慢性病的病程较长，人们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逐渐适应的过程，个体应对疾病的经验也会日益丰富（Stewart， 2003）。此外，对于长期罹患慢性病的群体而言，互助式的社会支持群体也会彼此提供经验和建议，因此患者可获得的信息相对丰裕（Neville， 1998；Wright， 2002）。而对于突如其来的急性传染病，由于缺乏经验参照和足够的信息，公众的不确定性感知会更加明显和强烈。

本文认为，传染病疫情中的不确定性既涉及病毒来源、流行规律、持续时间等宏观层面的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也涉及传播途径、筛查手段、症状识别等具体而细微的临床诊治问题。比如在疫情初期，专家学者对于“气溶胶传播”和“粪口传播”的说法莫衷一是，国家卫健委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五版）》中的表述为“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气溶胶和消化道等传染途径尚待明确”。“尚待明确”这一模棱两可的描述极大地强化了公众的不确定性感知。又如今年2月，全国多地出现了出院病例核酸检测复阳的情况，一些病例的潜伏期也超过了14天。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言，“我们对新冠病毒的了解非常初步”（新浪网，2020）。即便在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时依旧保持了相当的谨慎：“关于新冠病毒还有很多未知因素”，“虽然目前新冠疫苗研制取得一定进展，但距离用疫苗建立起免疫屏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过程中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2020）。此后，在国内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的情况下，北京、辽宁和新疆等地又先后出现了新增本地病例，更让人们感受到了疫情进展的不确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之前西方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在诸如“非典”、“疯牛病”等传染病疫情中公众普遍感受到了不确定性（Cummings， 2009），却很少追问这些不确定性是因何而起、由何而生的。更多的研究者将疫情中的不确定性视为一个先验的前提存在，在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疾病变异、人口免疫、气候环境等不确定性条件下，采用数理模型去探讨诸种不确定性状态下的疾病走势和分布规律（Angulo et al.， 2012；Bettencourt & Ribeiro， 2008）。尽管这些采用仿真模型预测的结论可以为政府部门研判疫情形势和做出决策部署提供一定的参考，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于，学界关于风险感知的经典研究告诉我们，科学家对风险的评估与普通民众（layman）对风险的判断也许存在霄壤之别（Fischhoff et al.， 1978）。既有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主要是基于数理统计模型和实际死亡率来评估风险的，而社会大众却不一定会遵循科学家眼中的科学理性原则，他们往往习惯于依赖风险特征和自身经验采用直觉来认知风险（Slovic，1987）。这就提醒我们，在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时，有必要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去审视作为非专业人士的芸芸大众是如何理解和“感知”疫情中的不确定性的。既然公众并非专家学者那样能够凭借专业的医学知识去评估传染病疫情，而新冠肺炎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民众也缺少直接的参照经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这种不确定性感受又是从何而来、缘何而生的呢？这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02
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视角

有学者指出，不确定性源于内部（intrinsic）和外部（extrinsic）两个层面。就内部起源而言，不确定性来源于客观世界本身的变动性、随机性和复杂性；而从外在成因来看，不确定性源于人们对于世界观察、理解和认识的不准确、不充分。于是又有学者将这两种形式的不确定性分别称为“客观的不确定性”（aleatory uncertainty）和“认知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Han et al.， 2011）。在“认知的不确定性”方面，Regan等人又进一步区分为“认识论的不确定性”（epistemological uncertainty）和“语言学的不确定性”（linguistic uncertainty）——前者反映了人们感知或测量到的不确定性，后者反映了人们在信息传播中引致的不确定性（Regan et al.， 2002）。可以看出，“客观不确定性”与“认知不确定性”两个层面的分类方法实际上为我们认识不确定性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种“客观的/变化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反映了“客观实在论”的认识论立场，承认不确定性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不依赖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它。即无论不确定性是否进入每个人的视野，这种状态都是客观存在的。第二种“认知的/语言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建构论的立场。该立场认为，不确定性状态是经由社会文化途径建构的产物。过往学界在风险领域的研究就曾指出，知识系统和专家话语共同建构了公众关于风险的认知（Douglas， 1982：5）。同样，不确定性也取决于社会的建构。

上文谈到，在既有的研究中，学界主要聚焦于有关慢性病不确定性感知的成因探讨。慢性病作为一种已经被确诊的疾病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客观实在论”的认识论立场。而本文所探讨的“疫情风险的不确定性”，则涉及许多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风险，因此很有可能受到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各种信息源的建构和形塑。实际上，现实研究中已经有少数学者观察到了此种现象。譬如David等人就曾指出，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与人的感知、期待、需求等密切相关。因此不确定性分析应该被视为一种参与性（participatory）和生成性的（formative）活动，包含着从议题被框架化到对结果的诠释和解读的全过程（David et al.， 2009）。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了“社会建构论”的认识论立场，并且发现媒体报道是社会建构的主要来源。比如许多来自环境传播的研究表明，媒体对环境风险的报道中常常会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主题（Wardekker et al.， 2008）。而媒体呈现不确定性的方式会影响到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回应方式（Kuhn， 200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采用“社会建构论”的认识论立场，重点探讨媒介接触对疫情风险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情况。

（二）分析框架

在解释医学不确定性的成因问题上，Mishel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疾病不确定性理论”（uncertainty in illness）一度成为一个经典的解释框架（Mishel & Braden，1988）。该理论认为，引发民众不确定性感知的因素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刺激框架”（stimulus frame），即作为疾病一部分产生的刺激形式、成分和结构。包括“症状类型”和“疾病的熟悉度”两个要素（Mishel & Braden，1987）。第二类因素被称之为“结构性供给要素”（structure provider），是指有利于缓解不确定性的社会因素，包括个体的教育程度、受到的社会支持和可信的医疗团队三个要素（Mishel， 1988）。在提出这一模型之后，Mishel随后以61名妇科肿瘤患者为样本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统计发现“刺激框架”中的两个变量与患者的不确定性感知具有负相关关系，而“结构性供给要素”中的三个变量也会负向削弱不确定性感知。此后，该框架逐渐被运用于精神疾病、儿童肿瘤、妇科疾病等疾病的不确定性成因解释上（Lin et al.， 2010；Mishel et al.， 1991；Unson et al.， 2015）。

应当指出，Mishel提出的这一理论为后人探讨健康议题不确定性生成的前置条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但美中不足在于该理论主要聚焦引发不确定性感知的“医学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维度，却没有关照引发不确定性感知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心理特质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以Brashers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疾病的不确定性感知问题时，发现了医学、个人、社会三种来源的不确定性（Brashers et al.， 2003；Fisher et al.， 2017；Donovan et al.， 2015）。本文认为，“医学—社会—个人”的三维解释框架丰富了关于医学不确定性感知的成因解释，也为我们研究疫情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医学来源”的不确定性主要对应的是“客观实在论”的认识论视角，往往从医学自身局限、患者个体差异、疾病转归无常、生命变化复杂等生命科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解释（Griffiths et al.，2005；陈逸明，程伟，2014）。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因此主要从“社会来源”和“个人来源”两个因素出发来探讨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因素。在本文作者看来，社会来源的影响因素是一种“外源性”（external）的影响因素，而个人来源的影响因素则是一种“内部的”（internal）影响因素。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能够帮助我们从内外因相结合的角度全面审视影响不确定性感知的多维因素。具体而言，在社会来源方面，前述文献已经谈到，媒体报道一种最常见的社会建构手段。但过往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风险、慢性病等领域，那么在传染病疫情中，这种传播方式是否会建构起公众的不确定性感知还有待检验。在个人来源方面，既有研究主要停留于慢性病患者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上，但对于心理特质的作用和影响还缺乏关照。而本文主要致力于考察与不确定性感知密切相关的风险感知、情绪反应等个人心理因素，并以此次新冠肺炎为例，探讨这些因素在影响公众不确定性感知方面的作用机制。

03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媒介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

大众媒体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Carducci et al.， 2011）。既有的研究发现，个体对于传染病议题的认知和评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体提供的信息（Tchuenche et al.， 2011）。因此，媒体在形塑个体关于健康议题的认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Zhao et al.， 2011）。对此，Einsiedel和Thorne指出，为了理解公众如何看待不确定性，我们需要讨论信息源的作用和性质。因为大众媒体不仅决定了人们会以怎样的方式思考医学风险中的不确定性，而且媒介渠道也是影响公众知识的来源（Einsiedel & Thorne， 1999）。从逻辑上讲，媒体报道具有增加和缓解不确定性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媒体报道使人们获得了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而信息正是消除不确定性的天然法宝（何军，1995）。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媒介接触有助于削弱不确定性感知。但另一方面，由于急性传染病暴发突然，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其起源、传播途径、临床表现等，媒体报道的特殊病例反而会增加人们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比如在此次疫情早期，医学界一度对是否存在“气溶胶”的传播途径产生一定争议，而随着疫情的进展，一些出院患者核酸检测“复阳”的案例也使人们对诊疗方案中的出院标准产生了质疑。此外，“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强弱、传播方式等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些事件的报道反而会增加人们的不确定性感知。基于此种现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公众对媒介报道的关注度会增加其关于疫情风险的不确定性感知。

（二）风险感知：作为媒介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中介

风险感知是风险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议题（Otway et al.，1989），指公众面对客观风险时的主观判断和直观感受（Slovic，1987）。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市场营销、灾害应对、科技管理等各个领域（Boholm & Asa，1998）。在健康传播领域，风险感知也是一个常见的概念。许多研究发现，“风险感知”是促使人们采纳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Brewer，2007）。比如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调查发现，公众对“非典”的风险感知可以显著预测其对保护行为的采纳（Lee-Baggley et al.，2004）。同样，一些跨国的研究也显示，关于禽流感的威胁感知是影响其实施预防行为的重要因素（De Zwart，2007；Giuseppe et al.，20008）。梳理既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学界关于风险感知对健康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对成熟（Paalosalo-Harris & Skirton，2017），然而对风险感知在风险事件中发挥中介机制的相关探讨尚不充分。本文认为，研究风险感知在传染病议题中扮演的角色，不仅在实践层面有助于提高风险传播和健康传播的针对性，就理论层面而言，也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关于风险感知作用机制和影响后果的探讨。

1.媒介关注与风险感知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大众媒体在形塑健康议题的风险感知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Lin & Lagoe， 2013；冯强，石义彬，2017）。20世纪80年代，卡斯帕森（Kasperson et al.，1988）等人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就曾指出，包括大众媒体和其他科学家、政府机构在内的“放大站”（amplification station）将众多信息进行过滤后，筛选出风险相关的讯号进行编码并传递给广大民众，公众在接收到风险信号后会产生或大或小的风险感知，进而形成各种行动反应。在当今的自媒体时代，社会上除了建制类媒体之外，每一个公民、社会团体、政府机构都可以利用自己运营的社交媒体发布风险信息，而重复地传播风险信息则会增加人们的恐惧（Rousseau et al.， 2013）。当公众透过多个信源接收到类似的风险信息后，风险感知程度自然会得以提升。就本研究涉及的新冠肺炎而言，在疫情蔓延期间全国一度都实行了小区封闭政策，人们只能依赖媒体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而媒体既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风险议题，同时也可以形塑人们的风险感知。比如Chang（2012）在台湾地区就甲型H1N1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媒体报道的关注度可以同时引发人们的忧虑情绪和风险感知。因此我们推测，当公众接触了过多关于有关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危害等相关信息后，风险感知水平也会随之上升。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公众对媒体上有关新冠肺炎的关注度越高，其风险感知越强烈。

2.风险感知与不确定性感知

许多学者指出，不确定性与人们对风险的评估密切相关（Johnson， 2003）。“当某种风险发生的概率或结果无法精确预测时，不确定性就产生了”（Ellsberg， 1961）。Johnson和Slovic也指出，不确定性是风险分析的内在组成部分（Johnson & Slovic， 1995）。有研究者甚至认为，风险与不确定性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风险是对某种行为可能引发潜在不利后果的担忧，而这种潜在不利后果的产生往往源于事件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张耕，刘震宇，2010）。Madeo对于儿科疾病的研究同样表明，患者关于疾病的风险感知可以正向预测其不确定性感知（Madeo et al.， 2012）。在实证研究方面，Miles和Frewer关于食品风险的研究发现，无论对于何种类型的不确定性，风险感知和不确定性都具有正相关关系（Miles & Frewer， 2003）。基于前述研究，本文遂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公众关于传染病疫情的风险感知可以正向预测其不确定性感知。

3.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媒体关注可能引发公众的不确定性感知和风险感知，而既有的文献也显示，风险感知与不确定性感知具有密切联系（Hien & Tsunemi， 2018）。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媒体作为建构民众关于不确定性感知的重要机构，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不确定性感知，而且还可以通过触发风险感知的方式来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不确定性感知。为此本文认为可以将风险感知作为媒体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的中介进行考察，故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公众关于传染病疫情的风险感知在媒体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三）情绪反应的调节作用

由于不确定性感知主要涉及公众对情境的认知评估，所以既有的研究往往聚焦于认知维度，却很少有人留意到情绪的作用。然而来自风险传播的研究却提示我们，情绪在风险判断和风险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Finucane et al.， 2000）。许多实证研究也发现，人们在风险事件面前往往会表现出担忧、焦虑等情绪（Hallman & Wandersman， 1992；Matthies et al.， 2000），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情绪感受对个体不确定性认知的影响。实际上，一些研究者已经看到了两者间的关系。比如Gudykunst和Nishida指出，“焦虑是一种情绪上的不确定性”（Gudykunst & Nishida， 2001）。Hilton（1994）也曾发现，不确定性总是伴随着一定的情绪感受。Wonghongkul等人对乳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压力事件所引发的负面情绪与不确定性之间是双向影响的（Wonghongkul et al.， 2000）。本文主要考察担忧情绪对人们认知和感受的影响。一是因为新冠肺炎传染性极强，波及面极广，在本次调查进行之日尚无经过临床试验的上市疫苗可供免疫，因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充满了担忧情绪；二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多地一度实行了封闭式管理，严厉的管理措施容易加剧人们的紧张情绪；三是过往的研究表明，担忧情绪对人们的健康相关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测力（Cameron & Diefenbach， 2001；McCaul et al.， 2007）。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消极情绪会导致人们认知决策的偏见（Lerner & Keltner， 2000）。比如一些研究发现，担忧情绪会干扰个体信息处理和理性思考，进而难以对事件做出清晰的判断（Metzger et al.， 1990；Mellers et al.， 1997），因此对事件前景的不确定性感知也就越明显。基于此种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担忧情绪在媒体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起调节效应。当担忧程度较高时，个体的媒体关注越频繁，其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也就越明显。

与此同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有担忧情绪的人往往容易对事件前景产生悲观的认识（Savitsky et al.， 1998）。Shepperd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个体的担忧程度越高，越容易对事件的后果形成负面预期（Shepperd et al.，2005）。就此次新冠肺炎而言，担忧情绪较高的个体容易对事件的前景作出悲观的判断，认为疫情短期内难以控制，于是产生的风险感知程度也相对较高。结合前文所述风险感知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本文进一步推测一种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机制（The mediated-moderation model），即媒体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影响受到情绪反应的调节，而情绪反应的调节机制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具体表现为，担忧情绪越明显的个体，对媒体关注越频繁时，所感知到的风险更强烈，进而产生的不确定感越明显。相反，担忧情绪越少的个体，即便其对媒体的关注度更高，也不会产生太明显的风险感知，其感知到的不确定性相应也较弱。为此，本文尝试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6：媒体关注与情绪反应之间的交互效应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个体的不确定性感知。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03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四川省内34所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了非概率抽样。在2所“双一流大学”中随机选取1所高校，在6所“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随机抽取2所，在其他28所一般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7所院校。由于疫情发生期间各高校尚未线下复课，遂只能采取线上调查的方式进行，委托各个院校的教职员工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分发问卷。本研究正式调查的时间为2020年2月25日至2月29日，历时5天的调查分两次总共发放问卷1500份，最后回收到有效问卷835份。在具体的样本分布方面，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分别为60.6%（506人）和39.4%（329人）。其中共有624名本科生参与了本次调查，所占比例为74.7%；共有175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调查，所占比例为21%；还有36名博士研究生填写了问卷，所占比例为4.4%。在学科分布方面，人文社科和理工农医的人数比例大致均衡，分别为48.6%（406人）和51.4%（429人）。

（二）变量测量

1.媒介接触

当前各高校在读学生主要为“90”后、“00”后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互联网成为他们最常见的信息获取途径（任琦，2015），因此本文对媒介接触渠道的考察主要聚焦于各类新媒体上。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对于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短视频、普通视频网站上有关新冠肺炎信息的关注程度。选项由“非常关注”到“一点也不关注”分别赋值为5-1分。本文将5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得到该变量（M=3.73， SD=0.82），该变量的信度系数Cronbach’a=0.735。

2.风险感知

关于因变量风险感知的测量参考了Vollrath和Crane等人的研究（Vollrath et al.，1999；Crane & Martin， 2004），包括3道题目：“我一旦出现了感冒症状，就会怀疑自己是否已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如果我去过的场所在同一时段内出现了确诊病例，我觉得自己也有可能被感染”、“与我接触过的人一旦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我会觉得自己迟早也会被确诊”，三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得到“风险感知”变量，信度系数Cronbach’a=0.741（M=3.39， SD=0.81）。

3.担忧情绪

担忧情绪的测量参考了Brug （Brug et al.，2004）和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的相关研究（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2020），包括3道题：“我很担心家庭成员被新冠病毒感染”、“我很担心朋友被新冠病毒感染”、“我很担心我所在的社区/村社出现了确诊患者”。同样，三个变量加总后取均值合成“担忧情绪”，信度系数cronbach’s α=0.823（M=4.23， SD=0.79）。

4.不确定性感知

不确定性感知的测量借鉴并改编了Poortvliet和Lokhorst（2016）的研究，包括“由于存在‘无症状感染者’，我不知道接触过的人里面是否有潜在的传染者”、“由于目前没有研制出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我不知道未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病毒”、“看到全国新增病例数还在增长，疫情究竟在何时能够被完全控制是未知的”三个题项，三个题项加总后取算术平均数得到“不确定性感知”变量，信度系数Cronbach’a=0.699（M=3.44， SD=0.84）。

04
研究发现

本文所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均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在经典参数检验中，一旦前提假设（如总体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等） 未被满足，便会大大增加Ⅰ类和Ⅱ类错误的可能性。相比之下，Bootstrap方法可有效缓解这类问题。它无需假设样本服从某种分布，而是通过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重新构造样本分布（本研究共构造1000个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835人），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及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0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Erceg-Hurn ＆Mirosevich， 2008）。

（一）风险感知的简单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本文采用Hayes编制的 SPSS 宏中的Model4（Model4为简单的中介模型），在控制性别、年级、专业的情况下对风险感知在媒介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在多重共线性检验方面，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1-2之间，远远低于10以内的阈值（Smith & Sasaki，1979），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显示，媒介关注对不确定性感知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β=0.209， p<0.001），因此研究假设1的主效应得到支持。统计显示受访者的媒介关注也可以正向预测其风险感知（β=0.084， p<0.05），研究假设2也得到支持。同时，风险感知对不确定性感知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05， p<0.001），因此研究假设3得到支持。此外，媒介关注对不确定性感知的直接效应及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见表2）。表明媒介关注不仅能够直接预测不确定性感知，而且能够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预测不确定性感知。该直接效应（0.176）和中介效应（0.033）分别占总效应（0.209）的84.21%、15.79%。因此研究假设4得到支持。

（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结合国外学者Muller等人（Muller，Judd & Yzerbyt，2005）和国内学者温忠麟等人（叶宝娟，温忠麟，2013）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自变量表示为X，因变量表示为Y，中介变量为W，调节变量用U表示）。第一步，在自变量、调节变量及两者的交互项对最终因变量的层级回归中（Y=c0+c1X+c2U+c3UX+e1），检验交互项的系数c3是否显著。表3的方程1显示，交互项“媒介关注×担忧情绪”对不确定性感知的预测力显著（β=0.052， p<0.05）。图2的调节效应图也显示，当个体的担忧情绪较高时，媒介关注度高的个体感知到的不确定性越明显。

第二步，在自变量、调节变量及两者的交互项对中介变量的层级回归中（W=a0+a1X+ a2U+a3UX+e2），检验交互项的系数a3是否显著。表3的方程2显示，交互项“媒介关注×担忧情绪”对风险感知的预测力显著（β=0.059，p<0.05）。

第三步，在自变量、调节变量及两者交互项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层级回归中（Y=c’0+c’1X+c’2U+c’3UX+b1W+e3），检验中介变量的系数b1是否显著，且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系数c’3不再降低或不再显著。表3的方程3显示，中介变量“风险感知”对不确定性感知的预测力显著（β=0.335，p<0.001），同时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系数0.028不再显著，说明媒体关注与情绪反应之间的交互效应可以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个体的不确定性感知。由此研究假设6得到支持。

05
结论与讨论

不确定性是生活的常态，但这种状态在疾病风险面前显得格外突出（Mishel， 1999）。本研究从社会建构论的路径出发，重点探讨了大众传媒对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机制。对于新冠肺炎这类暴发突然、进展迅猛的新兴传染病而言，由于人类本身对其的认识就很有限，在这种“客观现实”基础上，经由媒体选择、加工后呈现的“象征现实”则进一步放大和凸显了这种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媒体建构对不确定性感知的直接影响

前述文献提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在探讨疾病不确定性问题时，往往从生物的复杂性和医学的局限性角度进行解释，这是一种遵循科学规律的内生性解释路径。而本文则提供了一种外生性的解释视角，认为公众对于疾病的不确定性感知是由外部的信息来源所建构起来的。实际上，所谓不确定性的“感知”（perception），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认知的过程，意味着人们所理解的事实可能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和形塑。“疾病不确定性理论”提出者Mishel（1988）就曾指出，个体对疾病的注意力影响了其对刺激框架的解释，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不确定性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传染病疫情期间，大众媒体具有建构不确定性的作用，即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直接接触可以引发其不确定性感知。在传统的认知中，信息匮乏会导致不确定性。但后续的研究发现，在信息丰裕的情境下，当信息充满了模糊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时，不确定性感知通常也会生成（Han et al.， 2011；Markon & Lemyre， 2013）。这可以理解为，在传播系统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人们关于不确定性的感知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信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除了建制类的媒体机构之外，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信息。对于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个人和机构而言，当其传播的信息不准确、不完整、不一致时，不确定性就会产生（Bain et al.， 2002；Ford et al.， 1996）。这项发现启示我们，除了要求新闻生产端的大众传媒机构在风险传播中秉持及时、客观、真实、透明的专业立场之外，新闻接受端的受众也需要不断提高媒介素养，学会在纷繁芜杂的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接触权威的、专业的信源来缓解不确定性感受。

（二）情绪反应对不确定性感知的有限调节作用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反应可以独立于认知判断而存在（Ottati et al.， 1992）。然而在探讨不确定性感知问题时，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认知维度（Wilson et al.， 2002），只有少数医学社会学的研究者认识到，健康议题的不确定性其实可以分为认知反应和情绪反应两类（Portnoy et al.， 2013）。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是指个体难以理解和诠释医学现实（O'Riordan et al.， 2011）。而情绪上的不确定性是指在模棱两可的情景下产生的短期和长期的压力或焦虑情绪（Gerrity et al.， 1995）。本文的研究发现，情绪反应能够正向调节媒体关注与风险感知、媒体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关系。这与前人的发现比较类似。比如Schunk和DiBenedetto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个体的焦虑情绪较高，就会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应对能力，进而产生更高的风险感知，而当个体的焦虑情绪较低时，则会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实现目标（Schunk & DiBenedetto， 2019）。这些发现都凸显了情绪反应在健康风险议题中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担忧情绪在媒介接触与风险感知和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比较微弱（回归系数分别为0.059和0.052）。对于这一现实，本文认为我们应该抱着“不忽视、不夸大”的态度。一方面，无论是过往学者在风险感知研究中关于“认知—情绪”的二维划分（Janssen， Verduyn， & Waters， 2018），还是本文的研究发现，都的的确确看到了情绪在风险事件中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启示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在风险事件中，除了从“理性人”的视角出发为公众提供风险应对信息的同时，也应该将普通民众视为一个个有情感、有温度的人，重视他们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另一方面，关于情绪在风险认知中的地位问题，也不宜过分夸大。既有的一些研究发现，在风险事件面前，人们会通过一些情绪/情感线索来处理信息和做出判断决策（Finucane， 2008）。因为情绪是一种直接的、快速的、自动的、不需要投入太多认知精力的判断方式（Slovic & Peters， 2006）。Loewenstein和Slovic等人还提出了“作为情感的风险”（Risk as feelings）的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在面对风险情境时会产生情绪反应和认知评估两种判断方式，这两种方式可以是相互平行的。此外，情绪还可以直接由刺激引起并独立地以一种不同于认知的方式对风险的某些属性作出反应（Loewenstein et al.，2001；Slovic et al.， 2004）。风险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Slovic等人甚至指出，尽管理性思维在风险情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情绪有时候也会主导人们的反应行为（Paul， Slovic， Melissa et al.， 2004）。但本文则对这一说法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如果把“作为情感的风险”假说的观点概括为“情绪单独决定论”的话，那么本文的观点则可以概括为“情绪有限调节说”。因为至少就本文的研究议题和调查对象而言，不宜过度夸大情绪在人们认知判断中的作用。

（三）风险感知在媒介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研究发现，大众传媒建构不确定性的第二种机制是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来完成的。过往的研究已经表明，媒体在“风险的社会放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Kasperson et al.， 1988， 2003），本研究新的发现在于，媒体不仅能够分别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和不确定性感知，还可以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来间接影响其不确定性感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所有影响不确定性感知的解释变量中，风险感知变量的预测力最强（其回归系数大于媒介关注和担忧情绪）；二是风险感知在担忧情绪调节媒介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这两项发现带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情绪反应在风险事件的认知中并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西方学者提出的“作为情感的风险”假说有待进一步的审视和检验；二是这些发现提示我们，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应当格外重视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和意义。健康传播领域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风险感知”是促使人们采取健康保护行为的重要因素（Brewer et al.， 2007），然而梳理既有文献时我们发现，过往的许多研究往往将“风险感知”作为解释变量去预测人们采取某种行为的意愿（Williams & Noyes， 2007；Paalosalo-Harris & Skirton， 2017）。但我们不禁要问，除了“行为意愿”之外，风险感知还可以对哪些其他结局变量产生影响？此外，学界对风险感知的成因和前置条件的相关探讨也尚不充分（Leppin & Aro， 2009）。因此，本研究所发现的风险感知在媒介关注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扮演的中介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补充有关风险感知研究的知识地图。另外就实践意义而言，鉴于风险感知本身就会引发公众一系列的不当反应（Slovic， 1993），因此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媒体在对风险事件的报道过程中，除了客观地提供风险信息以引起民众的警觉之外，还应该多传播一些关于风险的应对举措和缓解办法，这样既可以缓解公众的风险焦虑，也可以减弱其不确定性感知。

（四）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样本来源方面，由于疫情的特殊影响和研究者时间精力的限制，本文并未完全遵循分层抽样的方法进入各个学校按照宿舍的楼栋号进行随机抽样。同时，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四川地区的高校学生，但对于身处不同风险地区的民众而言，其对传染病疫情的感知也会有所区别（陈糰等，2020）。因此未来也期待着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实证调查进行比较。另外，对于新冠肺炎患者和普通民众而言，不同群体关于疫情的不确定性感知也会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对于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而言，他们本身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对这类群体的调查可能面临着明显的医学伦理问题。二是在研究设计方面，尽管本文参考了一些前人的测量题项，但本研究中的少数变量在信度方面尚有提升的空间。另外，本研究属于一个横截面调查，而横截面调查对因果关系的推断更多是探索性质的，不排除会产生一些因果倒置（reverse causation）的问题。比如既有的研究发现，由于情绪与不确定性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双向影响的过程，因此很难厘清究竟是谁影响了谁，为此一些学者仅采用了“密切相关”（associated with）这样的说法。当然，若想在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同一样本进行追踪调查，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经费。因此，作者也期待未来能涌现出一些运用面板数据的研究以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马超：《媒介接触对传染病疫情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与情绪反应的调节作用》，2020年第10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