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工智能学家

来源：生物通

在美国，要求调查中国实验室的呼声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为共和党领导人声称导致大流行的冠状病毒是从一家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而且一些科学家认为，这种“实验室泄漏”假说需要进行彻底、独立的调查。但对许多研究人员来说，这一需求令人不安。他们说，辩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研究该病毒起源。

全球卫生研究人员还警告说，这一要求也正在加剧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些重要会议上，世界领导人将就如何遏制疫情和为未来的卫生紧急情况做准备作出高级别决定。例如，在本周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来自近200个国家的卫生官员正在讨论战略，包括如何增加疫苗生产和改革世界卫生组织(WHO)。但是，华盛顿特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健康研究员David Fidler说，美中分歧将使在这些问题上更难达成共识。他表示:“如果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热度有所降温，我们可以创造一些空间，或许可以做一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另一些人担心，围绕据称的实验室泄漏的言论已经变得如此有害，以至于助长了美国科学家在网上的欺凌和反亚洲骚扰，也冒犯了需要合作的中国研究人员和当局。

关于实验室泄漏假说的争论从去年就开始了。但在过去一个月里，这种呼声越来越高——即使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证据。5月14日，18名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必须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实验室泄漏的冠状病毒SARS-CoV-2。它指出，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的COVID-19起源调查的第一阶段更多地关注病毒来自动物，而不是其可能从实验室泄漏。世界卫生组织今年3月发布了一份报告。例如，该报告绘制了中国武汉的一个大型市场地图，并指出调查人员在那里发现的大多数SARS-CoV-2样本都是在贩卖动物的摊位周围发现的。许多病毒学家说，这种关注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新出现的传染病都是自然的外溢，就像艾滋病毒、寨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一样。基因组证据还表明，一种类似SARS-CoV-2的病毒起源于马蹄蝠(鼻龙属)，然后传播到一种未知动物，然后将病原体传播给人类。

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动物来源比实验室泄漏更有可能。但此后，一些政界人士、记者、脱口秀主持人和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认为新冠病毒与首次发现新冠病毒的中国城市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V）有关。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甚至声称中国政府掩盖SARS-CoV-2泄漏，说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Anthony Fauci有关联，因为NIAID 资助了WIV的一些研究。WIV和Fauci否认了这一点，称他们直到2019年12月底从患者身上分离出SARS-CoV-2病毒后才遇到这种病毒。

加拿大萨斯卡通萨斯喀彻温大学的病毒学家Angela Rasmussen说，即使这封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信本意是好的，它的作者也应该更多地考虑一下它将如何在围绕这个问题的分裂政治环境中发挥作用。

这封信的主要作者，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David Relman仍然认为表达他的观点很重要，他说他无法阻止这种观点被曲解。“我不是说我相信病毒来自实验室，”他说。相反，他认为世卫组织调查报告的作者在他们的结论中过于果断。他认为，调查人员应该把自然起源假说称为“appealing”，而不是“highly likely”，他们应该写他们没有足够证明得出泄漏的结论的信息。调查人员参观了WIV并询问了那里的研究人员，但没有获得原始数据。

在《科学》杂志的信中，作者指出，亚洲人一直受到那些将新冠肺炎归咎于中国的人的骚扰，并试图劝阻虐待行为。尽管如此，一些积极支持实验室泄漏假说的人把这封信解释为支持他们的观点。例如，一个自称独立调查COVID-19的组织的一名神经科学家发推称，这封信是该组织去年在网上发布的观点的稀释版。就在同一周，这位神经学家还在Twitter上抨击了拉斯穆森，后者试图向公众解释那些表明SARS-CoV-2是自然起源的研究。拉斯穆森说:“这场辩论的进展如此之远，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扭转局面。”

Relman说，他对他的科学家同事受到的虐待感到难过，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

科学家们的争执

随着5月24日世界卫生大会的召开，对实验室调查的要求进一步增加。此后，美国要求世卫组织开展“透明、科学”的第二阶段起源研究，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他已要求美国情报界及其国家实验室“敦促中国参与”调查。世卫组织在没有中国许可的情况下无权在中国进行调查，目前正在考虑开展下一阶段起源研究的建议。

与此同时，美国的新闻头条上激增了对实验室泄露假说的兴趣，其中许多与《华尔街日报》的两篇文章有关。一篇报道提到了一份来自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匿名官员的未公开文件，该文件显示，三名WIV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生病。第二份报告称，2012年，中国当局阻止一名记者进入一个废弃矿井，在那里，WIV研究人员从蝙蝠身上发现了冠状病毒。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些病毒都不是SARS-CoV-2。中国外交部在回应《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时表示:“美国不断炮制前后不一致的声明，并叫嚣要调查武汉的实验室。”

加州拉霍亚市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Kristian Andersen坚持认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实验室泄漏，他担心对WIV进行调查的敌意要求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些要求听起来往往像是指控。他说，这可能会使中国科学家和官员不太可能分享信息。其他病毒学家表示，这种情绪可能导致美国对在中国开展的研究项目的拨款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他们提到了一个由美国非营利组织和WIV运营的冠状病毒项目，该项目在去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撤资后突然暂停。Andersen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科学家将很难发现大流行的源头。

外交令科研分心

然而，面临风险的不只是发现COVID-19的起源。全球卫生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各国共同努力遏制疫情，让全世界为未来的疫情做好准备至关重要。他们说，需要采取的行动包括扩大疫苗的分发和改革生物安全规则，如报告病毒监测数据的标准。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全球健康专家格拉斯曼(Amanda Glassman)说，这些措施需要强国之间达成广泛共识。她表示:“我们需要放眼全局，专注于那些能让我们实现目标的激励措施。对抗性的做法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Fidler表示同意。他说，在需要团结的时刻，不断升级的要求和指控正在加剧地缘政治裂痕。“美国继续在调查问题上在戳中国的眼睛，”他说。即使对COVID-19起源的调查继续进行，Fidler预计也不会很快披露科学家寻求的明确数据。例如，大多数埃博拉疫情的起源仍然是个谜，研究人员花了14年时间确定2002年至2004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流行是由一种从蝙蝠传播到果子狸再传播到人类的病毒引起的。

因此，在迫切需要生物安全政策的情况下，Fidler认为美国应该通过中美两国大使之间的会晤，集中精力促进大流行外交，就像4月份气候变化讨论时发生的那样。“考虑到这次的灾难，我们实际上不是应该做一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来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吗?”

参考文献

Divisive COVID ‘lab leak’ debate prompts dire warnings from researc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