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不论是出于怎样的特定目的（繁衍后代、情感联结），人类的性行为以及其背后的性伦理毫无疑问肯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否则，仅按照基督教传统，非生育目的的交配就必定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当今的事实是，这种过于所谓“不道德的性行为”俨然已经成为了道德的行为，换言之，“道德就是有争议的进步”。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争议”和“进步”。

科学自诞生以来，已经在很多方面驳斥了宗教的一些伦理观点，比如就生物界普遍存在的同性性行为的研究。只不过，世界各地“恐同”的历史其背景千差万别，很难说未来能够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普世性的共识。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复杂，所以，当有些人在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啪啪都是耍流氓”的时候，亦有人早就放弃了生育的念头。

文/Brandon Ambrosino

译/苦山

校对/乔琦

原文/www.bbc.com/future/story/20190702-are-we-set-for-a-new-sexual-revolution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我们为什么做爱？

答案多半和繁育后代有关。性是婴儿诞生的主要途径。

但假如性和繁育几乎毫无关系，我们又会如何看待它呢？

图源：NPR

自从1978年世上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大约有800万人通过试管授精技术出生。随着我们识别胚胎基因风险的工具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这一数字也许会大幅增加。

“我最强烈的预测是，未来人们仍旧会有性行为，但以生孩子为目的的不会那么多了，”《性的终结和人类繁衍的未来》（The End of Sex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eproduction）一书的作者亨利·T. 格里利（Henry T. Greely）在电话里这样跟我说，“在未来20到40年里，全球大多数拥有完善医疗保险的人都会选择在实验室里受孕。”

格里利在书中探讨了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PGD）所面临的一些法律和道德挑战。“和大多数事情一样，起初会有相当数量的、源于本能的负面反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通过PGD出生的）孩子并没有长出两个脑袋，也没有长出尾巴，”于是公众不仅会宽容对待无性繁殖，甚至会倾向于通过无性繁殖生育。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实验室里生出来的；只有少数女性选择通过性交怀孕；性伦理与生育的可能性毫无关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性的意义会是什么？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性行为的目的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繁殖。图源：Getty Images

“性爱是为了什么？”

这是大卫·霍尔珀林（David Halperin）在一篇以此为标题的煽动性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推断，性行为必须总是有一个理由。这样的推理并不一定是坏事。毕竟，成为人类意味着在理性和情感层面都充满好奇心。对于我们这样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更高层次批判的动物来说，体验性爱并用理论说明它的意义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10.1086/688306?mobileUi=0&）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类的性行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之所以有性行为，是因为它满足了生物性驱动力，包括繁殖和结合这些必要的驱动力。事实上，这就是在西方传统中传承至今的两个“为什么”，它们都是围绕着一个终极目标组织起来的。

图源：Alamy

正如我在一篇旧文中写的那样，正是试图抑制纵欲的斯多葛派尝试将性纳入一个意义体系中去：只要是为了生孩子，沉迷于性爱的欢愉就没有问题。这种伦理规范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到基督教传统中（其中最著名的中介者是奥古斯丁），至今仍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根据这一框架，当性行为的主要目的是生育时，它就是道德的。（需要澄清的是，尽管这作为基督教伦理被广为人知，但它的起源却在别处。事实上，圣经中的《雅歌》以自己的方式颂扬了一对情人之间的狂野、激情、色情的性爱，但后来的基督教批评家却将这首诗错误地解读为发生在一对夫妻间的性爱。）

霍尔珀林指出，性行为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在公元前4世纪的《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一书中，这位希腊哲学家提出了以下的三段论:

“那么，根据情欲的本质，被爱比性交更可取。因此，情欲与其说是对性交的渴望，不如说是对爱的渴望。如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也是它的目的。因此，要么性交根本不是目的，要么它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爱。”

正如霍尔珀林所解释的那样，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爱是情欲的终极目的。并非爱以性为目的，而是性以爱为目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我们做爱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想做爱，而是因为我们想要付出和得到爱。性并不关乎某种形而下的东西，而是关乎其他东西——某种更高层次、更高尚的东西。

和许多人一样，亚里士多德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和爱是携手并进的——但他从未试图证明这一假设的合理性。然而，至少按照霍尔珀林对他的解读，他确实证明了“性并不是情欲的最终目的”。

如果这一解读无误，那么霍尔珀林认为最有趣的问题不是性和爱之间的关系，而是性和情欲之间那出乎意料的关系。如果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那么性的目的就并非情欲——它的真正目的在别处。简而言之，性的目的并非性自身。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性的最终目的是爱，而非情欲——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这样认为。图源：Getty Images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爱？为了生儿育女，这毫无疑问。为了联结情感，也没错。但这只是许多可能的答案中的两个。像许多文化现象一样，性超越了它的原因。以食物为例吧。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我们吃饭是有道理的，我们一起吃饭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共享资源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有利的（我所在的群体资源越多，我能分到的就越多）。

但是，当我们从这些转换到当代的烹饪文化——撒满金屑的汉堡、Ins上的美食账号、烹饪网络、与同事的快乐时光、礼拜后的百味餐——就越来越难确定我们与食物之间关系的确切目的。我们和许多非人类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经常以做无用的事情为乐。换言之，我们做这些事，是因为我们享受这些事，因为参与这些活动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这种快乐会让我们不去在意“为什么”。霍尔珀林写道，可能“性行为只有在没有意义的时候才有意义。”

也许是时候承认，大多数人（包括最虔诚的人）做爱的主要原因在于享受乐趣了。

图源：GiphyGiphy

公平地说，做爱通常是有意义的，否则我们就会去做别的事情。但是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我们挑战“性行为只能出于特定目的”这一观念的历史。

口服避孕药在这方面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此它让一些人十分恐惧。在1968年《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珀尔·巴克（Pearl Buck）说：“每个人都知道口服避孕药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小东西，但它对我们社会的潜在影响却可能比核弹更具毁灭性。”和许多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一样，巴克的这种论点似乎也受到一种臆想的影响，即认为无理由的性行为会导致文明的终结。对这些人来说，现代人对性行为的宽松态度应当归咎于所谓的性革命。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带来了关于性的新观念，挑战了许多禁忌。图源：Getty Images

虽然性革命经常被用作终结而非促成重要对话的“妖怪”，但研究人员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公众对性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琼·M. 特文格（Jean M. Twenge）调查了美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间对待性的态度。她的结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美国人越来越接受非婚性行为。”

（link-springer-com.ezp1.villanova.edu/content/pdf/10.1007/s10508-015-0540-2.pdf）

过去的研究结果发现美国人宗教倾向下降、个人主义倾向加强，与之相符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性取向不需要受到社会习俗的限制。最近几代人也遵循这一信念，与20世纪早期出生的人相比，他们成年后性伴侣的数量和发生随意性行为的次数都要多得多。

图源：Giphy

特文格指出，在一个人群中，态度仍然可能因多种原因（取决于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而有所不同，但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性的态度和性行为发生了有意义的世代变化”。

因此，我们对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产物。我们的性伦理不是永恒的：它们进化过，并且还会继续进化——也许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

什么才算自然的？

像所有人类现象一样，性行为有它的起源。它不是凭空出现的。从早于人类的动物至今，我们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旅程才形成了现在的性行为、性态度和性伦理，这趟旅程可以追溯到宇宙中最早的生命。

但是，即使只关注人类这个物种自身，我们也会发现大量的证据表明，一些关于性的传统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然而然。我曾经听到一位美国福音派传教士用在他的会众看来似乎是个有趣笑话的理论谴责同性恋。“我不必提醒你们也知道，两个男人不应该在一起。连仓院里的动物都知道这一点！”牧师的论点是，同性恋是不自然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动物不这么做。

然而，动物也有同性性行为。日本猕猴、果蝇、粉甲虫、信天翁、宽吻海豚——正如梅丽莎·霍根布姆（Melissa Hogenboom）为BBC撰写的文章所述的那样，我们在500多种物种中观察到了同性性行为，以上只是其中一部分。

“异性恋性行为的意义是在对立于同性恋性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动物不会把自己定义为同性恋，但也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同性恋。这就把我们引到了一件极其明显但很少考虑的事上——至少在上个世纪，人类根据他们的性行为来定义自己。异性恋性行为有其特定的意义；具体地说，它是在对立于同性恋性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如果你想理解这背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么你可以从乔纳森·奈德·卡茨（Jonathan Ned Katz）在《异性恋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Heterosexuality）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开始：“把世界分为异性恋和同性恋，对谁有好处？”任何一个和我一样因为同性恋身份而被嘲笑的孩子都知道，这种区分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着想。

（ieas.unideb.hu/admin/file_9700.pdf）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异性恋/同性恋的界限还会维持多久。2019年舆观调查（YouGov）的一项调查发现，将近40%的千禧一代不认为自己是“完全的异性恋”。这与其说是反映了性倾向的改变，不如说是反映了性倾向所代表的意义的改变。简单地说，和30年前相比，根据性行为来定义一个人的身份在今天很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在一个同性取向和同性行为基本上被认为是人类性取向的一种健康而自然的分支的世界中，基于性行为形成公共身份已不再那么重要。

（today.yougov.com/topics/lifestyle/articles-reports/2019/06/20/kinsey-scale-sexuality-millennials-2019-poll）

也许我们越将性和其原因分离开来，人们就越不会去思考性行为的可能意义，或是这些行为对个体身份的影响。

众所周知，企鹅会组成联结紧密的同性伴侣组合。图源：Getty Images

性的目的问题与其说是同性恋文化的绊脚石，倒不如说是直人文化的绊脚石。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是情境性的：同性恋者没有生理上的怀孕前景和婚姻（直到最近为止）来束缚他们，因而可以自由地为了做爱而做爱。

我并不是说同性恋性行为没有原因：它可以有很多原因，其中当然包括爱。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性恋文化更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它可能并不总有一个原因，也不总是需要原因。当然，这似乎违背了那些存在许久、备受珍视的关于性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这也许可以解释对同性恋人群的历史偏见。

和许多孩子一样，我被教导说，判断性接触合乎伦理与否只能看它是否发生在忠诚的、一夫一妻制的关系（通常是婚姻）中。但最终，我开始质疑这个标准——特别是因为教我这个标准的人也教我说，人类是几千年前由上帝创造的。既然他们的生物学如此糟糕，那么为什么还要在乎他们对性的看法呢？毕竟，性是一种生理现象。

我意识到，对于那些无法通过性结合怀孕的同性恋者来说，异性恋者的道德体系毫无帮助。提倡一种相当数量的人无法达到的性标准，往好里说是不真诚的，往坏里说是残忍的。大多数异性性行为不会导致活产，但不知怎的，非繁殖性性行为从未被谴责为非自然性行为，但非繁殖性的同性性行为却常常受到这样的谴责。

值得庆幸的是，反对同性恋的声音大体上呈持续下降趋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41个国家的人们对性少数群体态度的变化。1981年至2014年间，这些国家中有80个，即57%的国家对性少数群体（LGBT）的接受度有所提高。调查结果并不全是好消息：研究人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传统上接受这一人群的国家（冰岛、荷兰、瑞典、丹麦、安道尔和挪威）变得更加宽容，但对此原本就接受程度较低的国家（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格鲁吉亚、加纳）变得更加不宽容了。虽然始终存在的反同性恋态度不应该被忽视，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大多数参与调查的国家对同性恋的认可度都有所提高。

（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wp-content/uploads/Polarized-Progress-April-2018.pdf）

在西方，对同性恋的看法正在改变，这可能让人们得以更坦率地讨论性。图源：Getty Images

同性恋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媒体对性少数群体的正面描述，医学和心理学组织的公开支持，以及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有认识的性少数人群这一事实。（如果我们是你的钢琴老师、花匠、牧师或当地的消防员，你就不太会相信同性恋者想要摧毁文明。）

当然，同性恋者——我在此会把重点放在男同身上，因为我最熟悉他们——并不总是崭新的、精调的性伦理例子。男同性恋群体仍旧崇拜特定的身体类型（例如，肌肉发达、身材苗条），这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那些达不到这些审美标准的人（也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如达到了这些标准的人配得上别人或是有价值。由于Grindr（译者注：同性交友软件）等技术的发展，这些排斥性的标准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在Grindr上，男人们沦为了自己身体部位的照片，而那些不受欢迎的照片很快就被屏蔽了。让我们感到羞耻的是，在这些同性交友应用中，经常听到“不要胖子，不要娘炮”（No fats and fems）这样的说法，这意味着我们对于自己的性伦理还有很多要深思的地方。

不过，尽管有这些缺点，一直以来，正是同性恋文化为世界提供了有关性伦理的新思路——不涉及生育、婚姻、爱情，乃至忠诚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的思路。只要想想2005年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发现40%的同性恋伴侣认可开放性关系，而持这种态度的异性恋伴侣只有5%。如果像某些人推测的那样，这类性体验真的成为了常态，那么打开这扇门的将会是同性恋者。

我想一些异性恋者可能会对这些观点感到不快，但是我们很难假装异性恋文化在性议题上占领了道德高地。正如我的一篇旧文所写的那样，2019年的流行文化充斥着异性恋恋情、婚外情和婚姻失调的案例。“传统的”异性恋性伦理——历史学家一向认为，它是在19世纪发明出来的——经受了考验，结果证明它有所欠缺。

我们关于性和身份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图源：Getty Images

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未来学家一直在预测未来的性爱会是什么样子。从虚拟色情和人类机能增进到远程性爱（人们在远距离下通过触感技术让彼此达到性高潮），未来的性爱将更加数字化、合成化，不再那么有机、凌乱。

但是，尽管未来无疑会出现重大技术变革，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未来最大的变化中将有一部分是新观念的产生。

人类会产生有关生育的新观念。自1978年以来，超过800万婴儿通过试管授精技术出生。随着技术愈发普及、廉价，这一数字还会急剧上升。节育和避孕也曾帮助我们在文化想象中将性和生育分开。如果格里利对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在未来40年内的某个时刻，婴儿的出生方式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多亏了遗传学和干细胞研究的发展，PGD将变得“容易”（可获得且可负担得起）。以下是格里利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对这项研究的总结：

“一对想要孩子的夫妇会去诊所——他会留下精子样本，她则会留下皮肤样本。一两周后，准父母将收到100个由他们的细胞培育出来的胚胎的信息，告诉他们这些胚胎的基因组对该胚胎未来的预测……然后准父母会选择把哪些胚胎移入子宫，以便怀孕和生育。”

人们可能会对“设计婴儿”这个想法感到怒火中烧，但是，当我们记起大多数有孩子的人都是基于特征来选择伴侣、明知道这些特征很可能会传递给他们的后代时，就很难在格里利描述的技术和普通的性交繁殖之间划清界限了。

人类对于一夫一妻制和忠诚也会有新看法。当预期寿命较低时，一个人在整段成年生活中只拥有一位性伴侣似乎是一件更容易实现的事。但是人类的预期寿命一直在上升。从1960年到2017年，人类平均寿命增长了20年。据估计，到2040年，人均寿命还将延长4年以上。对于一些未来学家来说，这还是个保守数字。例如，斯蒂芬·奥斯塔德（Steven Austad）认为第一个活到150岁的人已经在2001年之前出生了。要求一个人在130年内只能和同一个性伴侣做爱，这现实吗？但我们不需要看得那么远。哪怕是现在，离婚率和再婚率也在持续上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一项2013年的调查，40%的美国婚姻中至少有一方是再婚。也许，随着预期寿命越来越长，“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将不再是我们的目标。

（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

（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18-10-16/study-global-lifespan-to-increase-by-2040）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2/13/8-facts-about-love-and-marriage/）

性取向是否永远会是我们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源：Getty Images

人类将会产生关于性别身份的新观念。如果性不再意味着性以外的任何东西，如果孩子们不再因为“不同的”性取向而被嘲笑，如果生育发生在实验室里，未来的人类是否会随心所欲地与男人和女人发生性关系？或者，他们会不会觉得激起自己的性欲会让自己觉得舒适？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概念是否与古老的生殖观念牢牢绑定？在未来，像“异性恋”和“同性恋”这样的词汇是否只能在历史课堂上听到？

这些观点还将变得更加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许多性少数人士，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邀请主流文化重新思考其性伦理。

在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哲学家和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说，“在与性有关的事情里，也许真正奇怪的就是单纯地享受它。”我当时并不同意，但现在我意识到她说的有些道理。

也许，性永远都会是为了什么——但它是为了某个人，而不是为了某件事物。它将属于我们，属于拥有它的人们，属于享受它的人们。除了它给人们带来的怜悯和享受之外——生理感官的享受、社会联结、体验——性不会再有别的意义。

在未来，性的意义将是性。

有关作者：

布兰登 · 安布罗西诺曾为《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政治家》（Politico）、《经济学人》和其他出版物撰稿，现居特拉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