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原创 穆光宗 林进龙

多国再度“封城”，欧洲为什么放弃了“群体免疫”？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林进龙｜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8期，原标题为《人口生态学：诊疗新发传染病的一个重要视角——兼驳“群体免疫”论》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为方便阅读，有删减

编者按：2020年10月，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弹迹象。10月25日，西班牙进入全国紧急状态；28日，德、法在同一天宣布全境“封城”。此外，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均宣布了不同形式的外出限令。此前曾一度盛行的“群体免疫”论，在疫情大规模反弹面前显示出彻底失败。这篇文章发表于今年8月，对于理解当前疫情下的全球应对，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公众号特推出这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医药卫生科技进步的今天，人类没有彻底歼灭传统传染病，反而在其一轮轮侵袭中饱受其害。我们也没能阻止一次次新发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反而在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斗争中九死一生。尽管每种传染病的病原体、发病机制和传播途径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却共同指向生物生态系统病毒进入了人类人口系统，实质上反映的是人口生态系统平衡关系的失衡和受损。换言之，这是人类不断物化、榨取和破坏大自然，反遭大自然吞噬的必然结果。人类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的“我们的解决方案就在大自然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然而，现有研究对新发传染病产生机制的考察多从流行病学和生物医学角度展开，从人与生态关系视角对新发传染病的学术报道却很少窥见。尽管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人类社会因素和生态环境因素对新发传染病防治的潜在影响，不过当前学界仍然亟待对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问题展开系统全面的探讨。2020年是反思和机遇的一年。笔者以为，人口生态学从人类人口和生态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三个维度，相对完整地诠释了人口生态系统的状态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逻辑体系和理论意蕴，提供人类一种以重新诊疗新发传染病的可能进路。基于此，本研究从人口生态学视角出发，对新发传染病重新进行审视、反思和诊疗。

人口生态学：医学之外的新发传染病诊疗方案

人口生态危机在人类肆意踏上进军大自然的活动时就已埋下。现代化的车轮一旦开动，便不会轻易停下，新冠疫情在内的新发传染病是大自然给人类的紧急刹车制动。在看不见的病毒面前，简单依赖医学诊疗模式而无视人口生态矛盾现实，人类势必陷入被动困境。痛中思过，人类只有主动做出符合人口生态学价值取向的进路改变，才能真正避免人类活动之车被迫转轨减速带来的惨重代价。

（一）从医学诊疗到人口与生态的对话

新发传染病诊疗的关键在于找准病因病源，对症下药，然后才能药到病除。迄今的做法是从生物医学模式出发，走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道路，对新发传染病的病因线索和危险因素探寻过分局限于分子医学层面，而忽视了社会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可能作用路径，从而不利于还原新发传染病的本来面目和病原全貌。

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无疑超越了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涵盖了生物、心理、社会和生态等越来越多可能的协同致病因素。相比传统医学模式对新发传染病的认知方式，现代医学模式对生态因素的纳入显然是一大进步。医学诊疗对新发传染病应对和人口健康促进无疑贡献巨大，但也客观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面对难以预测和不易控制的新发传染病，医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事后处理的诊疗模式，事前干预机制囿于突发传染病事件的“小概率幻觉”, 往往不能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从而显得相对被动。

其次，不论传统还是现代医疗模式都过度依赖药物治疗，造成临床抗感染药物滥用成瘾，耐药谱的推广和抗药性的遗传积累使得病原微生物不断发生生态进化以适应宿主环境，而病原体基因突变又迫使人类不断研发新药紧跟突变株致病源的变化发展，最终导致“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恶性循环。

最后，医学模式只能诊疗和干预导致新发传染病流行的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危险因素，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应对新发传染病，比如人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人口转变、气候变化（变暖）、经济活动和代理人制度等新发传染病的潜在可能因素，都无法通过医学干预得到控制。

随着单边医学技术治疗模式边际效果不断递减，人类控制新发传染病的难度越来越大，要求学界重新梳理和诊断新发传染病的发生机制，增强新发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前瞻性和能动性。而要在根本上应对新发传染病威胁，就必须看到新发传染病表征背后的基础性根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人类如果不能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新发传染病背后隐伏的人与自然关系失调问题，就不可能在与新发传染病的博弈中占据主动，也就不可能真正战胜新发传染病暴露的人口生态危机。

当前新发传染病频发实际上是人口生态关系恶化导致能量金字塔逐层叠加生态负反馈调节作用的结果。2020 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彰显的“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主题，形象揭示了人类最高生态位决定着最大生态责任这一事实。在人类遭遇共同的病毒危难之际，我们必须创造全面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优良生态环境，营造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而建构在人口与生态相互联系和彼此作用框架基础上的人口生态学则以更加能动、更深层次和更大视野的特征，提供人类以重新审视和反思新发传染病的非医学道路。

（二）人口生态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

人口生态学提示我们，必须看到人口生态系统是自然（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必须同时遵循人口经验资料的抽象概括分析路径和世界观方法论的自然哲学思考路径，必须追寻人口优化发展的第一要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极指向和价值追求。人口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中人口、资源、环境系统的协同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图 1 提示了人口生态学研究框架和逻辑路径。如图所示，作为人口群体和生态环境的逻辑集成，人口生态学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人口效应。人口效应是指某一时点的人口数量及有关人口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的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状态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作用力。人口效应存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正向一面，也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的负向一面，取决于人口群体（Population groups）对生态环境的改造能力和利用强度。本文理解的“人口群体”是因为存在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存利益并且接受一定行为约束和道德规范而形成的“亚人口”（总人口的一部分，即 sub-population）。相同或者相似特征的人口群体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时期表现出的人口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经济体制、道德机制、代理人的行为规制和团体运作的社会模式都有可能放大和缩小之于生态环境的人口效应。我们认为，人口群体特征和人口群体行为共同构成了人口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

二是生态效应。生态效应是指与人口群体密切相关，影响人口生产和生活的生物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气候资源各种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的总和。生态效应存在承载人口群体的正向一面，也存在报复人口群体的负向一面，取决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负反馈机制。

生态环境之所以又被称为“生态系统”，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生态关系（生物因素与自然因素的结构功能状态）基础上的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考察之于人口群体的生态效应，必须包括生物因素作用、自然因素作用以及生物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加速或者延缓负反馈调节）之于对人口群体的状态特征及其变动规律的应激反应。需要注意的是，自然因素之于人口的生态效应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生物因素的“天然屏障”）两个方面。“天然屏障”实际上就是影响生态环境负反馈调节的自然基础。

三是人口效应与生态效应的互相作用机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目的”，价值指向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强调人类利益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与之相对，自然中心主义把人与生物等价起来，将人类人口看作生态系统的哑变量，主张以自然生态为尺度建构伦理价值体系。

人口生态学则独树一帜地指出，人口生态系统是人口效应和生态效应、人口规律和自然规律、人的价值和自然价值的对立统一。这种相生相克、共同进化（退化）的基本关系正是人口生态系统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人口生态学对新发传染病做出的诊疗比医学更加深刻、视野也更加宏大。

图源：澎湃网

人口生态学视阈下新发传染病的人口与生态效应

一个时期以来，人类妄图利用医药科技改造人口生态规律，从而彻底战胜新发传染病。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却给全人类社会上了一堂传染病防控和救治的“公开课”。人类只有主动融入、适应和利用人口生态规律，科学把握人口生态学关于新发传染病发生的本质系列命题的逻辑路径，才能造福当下和未来。

（一）新发传染病斗争史的人口生态学警示

历史上，人类总是企图利用医药科技进步彻底战胜传染疾病。20世纪以来，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发现为人类抵抗自然病魔提供了重大助力，世界仿佛从重大传染病的威胁中解脱了出来。然而，七八十年代以来，疟疾、结核病卷土重来，叠加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症等新发传染病的集中暴发和迅速蔓延，人类“彻底消灭传染病指日可待”的希望再次灰飞湮灭。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类疾病谱和死因结构发生转变，全球公共卫生重点逐步转移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上。但 2003 年的 SARS 疫情，2009 年的甲型 HINI 流感，2010 年海地的霍乱，2014 年西非埃博拉出血热，还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次次无情挑战社会医疗水平和人类免疫能力的同时，也在极大地挑战人类对新发传染病的想象力。

人类对新发传染病的斗争史无疑是某种意义的失败史，更是一部人口生态学意义的灾难史。一项发表在《Nature》上的新发传染病流行病学特征研究表明，新发传染病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而显著上升，其中 60.3% 的新发传染病都是来源于动物的人畜共患病，病原来自野生动物的则占 71.8%（联合国对两者数据的最新报告分别是 60% 和 75%），而1970 年至今野生动物数量则下降了 60% 并且主要源于过度开发物种、开采自然和土地转换。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长期以来，人类自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企图统治、征服和支配大自然生态。人口生态学却提示我们，人不是中心，也不可能成为中心，人不是万物的尺度，人不能自外于大自然生态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生态效应构成人口生态系统的另一端，承载人口同时也能约束人口，正如马克思在《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一文中所说的:“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二）新发传染病频发的人口生态学启示

人口生态学认为，新发传染病的频频暴发源于生态效应对人口群体的负反馈调节报复，斗争的失败则源于人类对负向人口效应的漠视，企图彻底征服和控制自然而无限挑战大自然生态效应的底线。我们可以利用图1提示的人口生态系统框架具体分析新发传染病发生的逻辑路径和经验启示。

一是负向人口效应。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和自然资源的加速开发直接带来人口快速增长，自然力的征服，新兴科技的应用。“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大量人口”，20 世纪，世界人口从15 亿增加至 61 亿，短短 100 年内实现了人类三倍的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系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口压力。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纵深发展和医学—寿命革命的影响，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1800 年的 30 岁延长至 2000 年的 67 岁，叠加底部少儿人口萎缩发展影响，全球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到来，使得原本普遍缺乏对新发传染病免疫力的老年人口暴露于巨大的感染风险当中。

20世纪全球人口还经历了快速城市化的进程，1950全球城市化水平为30%，2000 年已经达到 50%，快速城市化造成的卫生环境恶化和高密度人口分布为传染病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天然媒介。更为关键的是，人口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频繁人口活动和密集人口流动，已在事实上打破了疾病自然流行规律和相对封闭社会相对隔离的疾病过程特征，使易感人群暴露在更高的感染风险当中，加剧了新发传染病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置身于人口大迁移大流动时代，任何地方偶发的小概率卫生事件都可能演变成为大概率暴发和大规模流行。

除了人口数量增长、结构老化、密度增加以及大量人口流动、城市化等人口群体特征之外，人口群体行为不当构成人口负向效应引致新发传染病流行和暴发的另一重要方面。人口群体行为是通过一定制度和文化约束或者激励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市场体制失灵、政府规制失范、道德机制失效和社会治理失序都将放大负向人口效应造成的生态压力和生态危机。

市场经济对人口消费需求的肯定和刺激所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人欲横流、人求无度”。正如印度圣雄甘地所言：“地球可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它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长期以来，野生动物转运贩卖、滥捕滥杀和所谓的“野味养生”，以及荒地开垦、森林砍伐、水坝修建等经济开发活动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生态屏障，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媒介生物的接触机会，极大增加了感染和扩散野生动物病毒的风险。

市场失灵有赖于政府微观规制和大众行为引导，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海关缉私部门和环保监测部门的行为失范以及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不作为，直接放大了市场无序引导的人口消费需求走上歧路。某种意义上，新发传染病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畸形消费和奢侈消费观念及模式的产物，更深层次上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是社会生态伦理道德长期缺位、人类缺乏对自然生态的“敬畏”、是人类社会失秩失序的结果。

二是负向生态反馈。传统人类社会的人口发展史一直验证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一旦人口增长逼近至生态环境所能承受极限，就会遭受瘟疫、饥荒等残酷的现实性抑制，直至重新恢复到生态环境所能承载的人口数值。现代社会由于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和认知病原体能力的提高，瘟疫手段对人口的抑制方式从短期急剧特征转向长期复杂的趋势。但这并不代表人口与自然生态矛盾双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改变的只是矛盾斗争的表现形式和应对解决的手段。

当前，生态环境的对人口群体特征及其行为模式的负向生态效应的反馈调节具体表现在，森林资源锐减和生物多样性破坏，造成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而被迫扩散甚至进入人类活动空间，造成致病性微生物进入人类社会。生态屏障的破坏和原始宿主环境的改变迫使病原微生物通过基因重组、缺失、获得和转移方式进行物种变异，进化成为病毒株甚至强毒株，诱使新发传染病出现。此外，二氧化碳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生产生活废物排放造成的水土污染等，都为新发传染病病原体的滋生提供了生存条件，最终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进入人类生产生活区域，加大了疫情对人类的伤害力与攻击力。

面对人口与生态“负负效应”的双输博弈，我们只有遵循人口生态学的价值指引——优化人口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最终走出囚徒困境。人口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前提，我们反对“人是目的”的伦理价值体系，同样不能无视人口适度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际需求。我们不能否认人口生产发展存在消耗生态资源的一面，但同样不能忽视人对生态环境存在正向保护和能动改造的一面。

人口效应不仅与人口群体特征相关，还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次的制度设计。某种意义上，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中的人口对自然生态来说不存在常态化和长期化的“绝对过剩”问题。一个不存在过剩人口的生态环境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负向反馈调节，从而也就无所谓新发传染病带来的残酷抑制。人口与生态也将重新恢复和谐共生的均衡状态。

“群体免疫”主张的人口生态学谬误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群体免疫”论不绝于耳。那些宣称依靠“群体免疫”战胜疫情的观点，寄托希望于人群普遍感染病毒和通过自然淘汰来建立集体免疫屏障。这种消极对抗和变相“弃疗”实际上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也是对积极抗疫的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基于此，建构在科学与伦理基础上的人口生态学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

（一）“群体免疫”主张对人口效应的认识过分片面

“群体免疫”主张只看到了人口群体中的人口质量效应，企图通过群体感染和自然免疫，提高人口对抗新发传染病的健康储量和免疫功能，从而阻断个体之间传播的传染病感染链。但其主张忽视了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等其他人口特征状态对“群体免疫”政策实施带来的逻辑、伦理与操作层面的挑战和压力：

（1）根据新冠病毒(2019-nCoV)的基础繁殖比计算，要求人口群体拥有 60% 的免疫人口，才可能实现自然群体免疫。考虑人口基数效应，这种不作为将以巨大的健康和生命牺牲为代价，以英国 6650 万人口为例，按 2% 的死亡率计算，即使“群体免疫”侥幸成功，也将造成 80 万人口死亡。

（2）即便忽略人口数理逻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社会阶层分化等人口结构特征也是“群体免疫”政策不可规避的伦理挑战。一个年龄结构老化的人口群体面对生态反馈调节的报复，显得更为脆弱；一个社会阶层对立分化的人口群体面对疫情冲击，更加容易陷入紊乱，引发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企图通过“群体免疫”实现人口淘汰的主张从一开始就已陷入“人口逆淘汰”陷阱，因为那些支持并且通过“群体免疫”存活下来的“优质人口”经过伦理拷问和道德审判之后都将被打上“低素质人口”的烙印。

（3）即便忽略伦理道德危机，建立在封闭人口设想基础上的“群体免疫”政策也不能不考虑人口大迁移大流动时代，新发传染病自然流行规律受频繁人口活动影响而发生了重大转变。外国人口的频繁、规模流入可能打破自然群体免疫空间，本国病原体携带者流出也会破坏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抗疫成果。经济全球化时代，即使在全球抗击疫情的今天，开放人口（opened population）仍是人口现实，无疑这是“群体免疫”实践面临的最大操作挑战。此外，“群体免疫”主张未战先降，直接排除了财政、政府、社会和文化的能动作用。一个良好的制度-人口关系，可以放大之于疫情抗击的正向人口效应，缓和和调节人口与生态的矛盾；一个良好的制度-人口关系，可以充分彰显人口的主体性，树立正确的人类生态伦理观念和疫情防控观念，实现人口和动植物之间以及生态系统的总体健康。

（二）“群体免疫”主张低估了生态效应的负反馈调节能力

“群体免疫”主张严重低估了生态效应的负反馈调节能力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均可能抑制人口效应的能动作用。“群体免疫”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传染病特别是新发传染病，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系统负反馈调节机制的可能空间：

（1）除非病毒只有人类这一单一宿主物种，否则简单依靠自然群体免疫并不能真正战胜人畜共患性质的新发传染病。大自然完全可能利用人类免疫功能脆弱的空窗时期，通过动物携带和传播形式再次报复人类，埃博拉病毒至今仍然潜伏在蝙蝠体内就是一个例证。科学同样证实，新冠病毒及其冠状病毒族群源于蝙蝠，通过其他不同种类动物直接间接传播给人类，我们没有理由对“群体免疫”方法过分乐观。

（2）“群体免疫”并不是持续存在，群体免疫力也并非长期有效。“群体免疫”可能迫使病毒进化变异，不断适应人口特征（宿主环境）变化，以便逃脱人体免疫系统追杀，从而导致群体免疫基础崩塌。流感之所以常年流行，就是因为流感病毒株经常变异致使人体免疫系统无法识别应对。人类无法控制病毒变异规律，就如同无法主宰自然一样，必须考虑新冠病毒的潜在高变异风险因素。

（3）病毒以代谢宿主细胞为生存和增殖条件，毒性太强而消灭宿主反而不利于病毒长期延续。受于自然选择压力，病毒进化遵循减弱中毒性而增强传染性路径，自然群体免疫要求的感染人口比例就要相应上调。如果每次新发传染病的对抗都以自然群体免疫为基础，那将是伴随着大量老弱病残人口死亡的长期痛苦过程。

（三）“群体免疫”主张不能根治人与自然关系失衡问题

本源上看，生物生态系统通过生物属性和生态环境发生联系，因而基于自然选择原理，“群体免疫”对动物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免疫”就完全适用人类，区别于生物生态系统的唯一生物属性，人口生态系统还存在社会属性一面。人口社会属性过度异化会打破人与生态关系的平衡，导致人口生态系统“畸形”发展。

突出表现在，一旦人口特征及其行为审视与反思被抽象干净，人口就上升成为最高结构和功能单位，占据一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也包括病毒传播）中的“金字塔尖”，肆意杀戮贩卖野生动物，任意砍伐开垦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屏障，致使生物生态系统病毒不断变异扩散，最终进入人口系统，导致人畜共患传染病的流行和暴发。

显然，“群体免疫”主张没能看到，人口生态关系失衡才是新发传染病频频侵袭人类的真正根源。面对生态反馈调节的反扑，不论是“群体免疫”的主动缴械投降，还是变本加厉向自然复仇，对解决人与生态关系的破损失衡问题都于事无补。根本解决新发传染病问题，需要对异化了的人口社会属性进行矫正，有赖于人口生态系统的思维属性能动作用发挥，通过对作用于生态环境的人口效应和作用于人口群体的生态效应进行哲学解构和自我反思，才可能最终重新均衡于人口生态系统的和谐状态。

人口生态优化发展是最好的疫苗

随着新冠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疫情防范压力不断增大，人们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疫苗研发和应用上。然而，疫苗或许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科技武器，却不是最根本、最长效的办法。我们认为，修复人口生态关系失衡才是根本途径，这首要落在了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适应性的人类人口一端。对于人类而言，人口生态优化发展才是最好的疫苗。

（一）人口生态优化

人口生态优化是实现人与生态和谐共处的基本人口条件和基础人口环境。一个生态友好的人口特征包括适度的人口数量，较好的人口素质，优化的人口结构和合理的人口分布。

人口数量生态优化要求人口总量必须控制在生态环境容量阈值内。假设社会制度固化或者技术革新缓慢，人口过度膨胀增长将导致无序发展，其最终后果必然是反遭大自然吞噬，直到人口调控至适度规模、实现人口生态关系和谐为止。新发传染病不过是负向生态效应的报复手段之一，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的一种体现而已。不过，简单从生态环境的人口容量角度考虑人口数量控制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正向人口效应的释放，必须结合考虑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结构的优化和人口分布的改善。

人口素质生态优化要求投资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口健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人口也是一种生态，健康人口质量构成人口内生态的重要一面。一个健康素质较高的人口群体不仅抵御“灰犀牛”和“黑天鹅”交织叠加的公共卫生、生态风险的能力较高，而且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的负担需求就相对较低，对生态环境形成的人口压力也就相对较小。不过，生态文明对人口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期望更高，要求人类了解生态知识、学习生态规律和掌握生态科技，注重运用科技文化开发生态自然同时增加保护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此外，思想道德素质构成人口素质的第三要素，也是核心要素，不过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文化制度建设相关。

人口结构生态优化要求优化人口年龄、性别、阶级和产业等人口结构特征。人口结构是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一个生态向的人口结构不仅有利于规律地实现人类自身更替，保持人与生态关系的平衡与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提升自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一个年龄结构老化的人口群体，感染新发传染病的风险更大，一个人口产业结构失衡的社会，面临的生态赤字风险更大。不论是人口自然结构还是人口经济社会结构对生态优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均有需求。

人口分布生态优化要求人口空间存在形式和分布状况符合生态发展要求。一般来说，人口密度与生态压力、污染负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高密度人口往往通过高密集产业集聚、高强度资源开发和高能耗高物耗生活消费方式加剧生态安全风险。为平衡人口发展与生态环境有效承载，必须努力实现人口分布生态化格局，优化人居建设和生态基质，完善交通体系，加强住房保障，有效疏解城市人口负荷，合理有序引导人口迁移和流动，避免农村和落后地区人口逆淘汰，保持区域人口与生态关系和谐。

《人口论》作者马尔萨斯

（二）人口生态优化的制度安排

人口生态学研究不能见数不见人，而要见数更见人。人口群体特征固然重要，但人口群体的力量展现和能量释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安排。不可否认，中国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与大国人口的基数效应和人口增长的乘数效应有关，但制度-人口（一定文化或者制度安排下的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排放模式则构成更为重要的一面，而这直接同经济体制、道德机制、代理人的行为规制和社会模式对人口行为的刺激、抑制和引导相关。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人口，必须破除单一经济人思维惯性，通过重塑经济人、道德人和社会人于一体的“地球公民”行为操守，实现向“亲生态人口”的转变。

首先，经济人口生态优化要求经济富足必须建立在“生态富足”基础之上。“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消减贫困是经济人口生态优化的基础工程。人口生态优化并不简单排斥“经济人”假设，科学有序地利用市场机制不仅能够有效满足马斯洛的基本生存性需求，还可以通过消费者统治效应，转变经济生产方式，引导市场积极研发和生产生态文明型产品。人类发展并不排斥消费生态，作为社会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天然主体，“经济人”是人类人口的行为属性，生态文明也不拒绝人口消费需求，而是要将人类欲望纳入生态伦理的道德要求中去，将生态价值纳入人类总体价值体系中来。

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人和经济人在可持续发展的场域中完全可以同框出镜，增进生态资本不仅可以保有和实现生态效益，还有利于在更长远的将来更好地满足人类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增进代际公平和资源分配公平，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应和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反之，为了一时经济利益而肆意杀戮贩卖野生动物，任意榨取、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都是畸形的“经济人”表现，终将遭受大自然报复。

其次，道德人口生态优化要求人类尊重自然而不是凌驾自然之上。与其说是人口规模状态，不如说是人口的生态伦理观念影响着人口群体和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亲生态人口”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是生态文明和敬畏自然，行为标准是生态保护和建设速度能否跟上生态利用和开发的速度。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及其粗放型生产是当前人口之于生态环境压力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文明病症。一个存在负外部性的资源市场，经济个体的理性人抽象分析带不来生态福利绩效的增进，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以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私人利益。

道德发展是人类发展中的核心问题，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以当代生存范式。为有效破除功利思维的短视性、单面性和狭隘性，必须创设有利于唤醒生态良知的道德土壤和文化土壤，通过倡导生态道德和生态伦理，养成生态自觉和生态自律来培育“亲生态人口”。人口生态优化不仅要求人们将牢固树立的生态文明观念内化为思想意识和精神自觉，更要求外化为行动自觉，真正落实到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行为规范上，切实维护人与生态环境平衡。

最后，社会人口生态优化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和引导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行为取向。人口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行为的承担者。在地球生态—生命共同体中，人类生存与发展是有约束条件和行为边界的，“人是目的”基于生态平衡和社会公平的制度框架约束，这有赖于合理、公平、有效的政府微观规制和社会治理模式，有赖于通过必要的利益诱导、惩罚和补偿来克服生态环境建设的外部性、信任品和产权难题等“市场失灵”问题。

这首先要求政府承担主体责任，破除 GDP 主义的崇拜和幻觉，牢固树立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健全生态环境规制的法律法规，落实公共部门责任和明确私人部门责任义务；其次要求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公民有效社会参与和能动社会建设纳入考量，积极塑造共治、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同时应当看到，生态文明不是专属一国的文明，而是人类共有的新全球文明。在新发传染病自然流行规律受频繁人类活动影响而发生重大转变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再忽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蝴蝶效应”问题。必须牢牢树立“地球村”意识，将人口群体的制度属性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国家交流共享形式，坚守《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协议，开展国际合作联合打击全球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共同打造政治互信基础上的全球生态安全治理模式。

还须指出的是，人口是慢变量，具有长周期与强惯性，是主导人口生态系统发展的基本力量。人口的生态优化发展不仅关系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与应对，更关系千秋万代，关系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与命运。对人口生态规律，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必须站在战略高度，不纠缠于当下，而是需要目光远大。不论是短期还是未来，人口生态失衡关系修复的重担都首要落在代理人的行为规制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对人口群体行为的引导与制约上。要实现这一点，各国政府都必须拿出足够的决心和魄力，而人口大国则应当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